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是我手头正在办理的一个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这个案子已做完所有鉴定,正在等待鉴定机构出具结论。之所以把这个正在办理中的案例拿出来跟各位分享,是因为这个案件中的人们所表现出的坚强与执着使我震撼。
2019年6月8日廖阿姨因“感右下肢乏力3月余,检查发现颅内占位1周”前往某大学附属某医院就诊,并于当日入住该医院36病区(功能神经外科),入院诊断为“1、颅内占位性病变(左侧大脑镰旁占位);2、睡眠障碍;3、手术后状态(子宫切除术后)”。2019年6月14日上午,廖阿姨在全麻下接受了 “显微镜下幕下幕上深部肿物切除术+显微镜下开颅颅内减压术”。6月14日下午6点半,廖阿姨发生脑出血,在全麻下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开颅探查颅内血肿清除术”。2019年6月15日晚上八时许,廖阿姨再次发生脑出血,在全麻下接受了第三次手术“显微镜下颅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廖阿姨一直昏迷不醒,陆续出现了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深静脉血栓形成、垂体功能减退、腹泻、代谢性碱中毒、癫痫等并发症,2019年8月30日于某大学附属某医院出院时仍呈浅昏迷状态,后转长沙市中心医院继续康复治疗。
廖阿姨为长沙理工大学退休教授,仅有一个独生女儿,早年离婚后即与女儿小李相依为命,其发现颅内肿瘤时才刚满62岁,本以为操心了一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不料手术后却成了植物人,不仅其本人的生活已没有任何质量可言,也给其家人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和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个打击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家庭而言都是毁灭性的。廖阿姨的女儿小李是通过我的同事赵倩倩律师找到我的,她和赵律师是同学,在她妈妈病情基本稳定欲从某大学附属某医院转院至离家较近的长沙市中心医院进行康复冶疗前跟我取得联系,咨询怎样办理委托手续及廖阿姨的出院手续等事宜。我在事务所的办公室接待了小李。我当时心里颇感疑惑,因为像这类导致患者成为植物人的案子通常会有一屋子的家属或亲戚来咨询,而这个案子里却只有小李一个人形只影单的来找律师,通过交谈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想想这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女生所承受的压力,真是替她捏一把汗。这次见面我跟小李详细介绍了办理此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流程和法律风险,解答了她的一系列疑问,在此之前我已经通过电话沟通指导她复印了廖阿姨的全套病历,我叫她留下病历,先待我阅完病历后再跟她分析医方的过错并对本案进行预判,她表示同意,随即匆匆离去。这是我迄今为止与小李的唯一一次见面,因为她要探望母亲的缘故,加之她的孩子当时还不满一岁,全靠她照顾,所以我们之后所有的沟通都只能通过电话、微信或短信进行,即使她本人就在长沙,我们之间的委托手续签订和其他文件往来都靠邮寄,她完全抽不出时间与我再见面。这次的见面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焦虑与沉重,以及与她这个年纪不符的沧桑与憔悴。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头扎进了案卷里。因为廖阿姨在某大学附属某医院住院长达几个月,期间接受了三次手术,在ICU里又历经了多种并发症,所以她的病历堆得像座小山似的。这种案子的阅卷工作无疑是个艰辛的任务,估计专办刑案的律师亦能感同身受。通过阅卷,我认为医方至少存在以下过错:患者在医方先后接受了三次开颅手术,该三次的“手术记录”均显示“手术者:候某某 I助:王某某”,但事后候教授亲口向患者家属承认,其完全没有参与患者的第一、二次手术,仅为患者实施了第三次手术,而王医生作为一名副教授,其业务擅长领域为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癫痫等,在患者的脑膜瘤手术方面并未有建树,才导致其在为患者施行手术时疏忽大意,未对患者的颅内压进行关注,从而导致术式选择错误,特别是其在患者已出现术后脑出血需要再次行开颅手术时,仍然未能引起重视,术前准备不充分,术式选择错误致使患者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术后脑出血的严重后果;其次,医方ICU的医务人员马虎大意,工作极不负责。患者从ICU出来时双臀出现严重压疮与溃烂,在转入普通病房后,通过患者家属自行聘请的护工进行护理,其双臀的压疮与溃烂得以好转。医方作为一家在湖南省内首屈一指的大型三甲医院,其ICU内医护人员的水平竟然还不如一个非专业的普通护工!正是因为医方医务人员的马虎大意,才导致患者在ICU内陆续出现了肺部感染、电解质紊乱、深静脉血栓形成、垂体功能减退、腹泻、代谢性碱中毒、癫痫等各种并发症,愈后极差。
通过前述分析,我认为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并导致了患者成为植物人的严重后果,家属可以通过诉讼手段维权。我跟小李在电话里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并报出了我的代理方案,小李思索了半天,问我的代理费能否有优惠,并自报了一个数字。考虑到廖阿姨的现状和她的不易,我没有丝毫犹豫就表示同意了。
这个案子的管辖法院是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法院通知质证时我才得知医方的代理律师是我们湖南省律协医疗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的杨主任,她是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带头人,名副其实的前辈与翘楚,一直以来我都对她心怀敬仰与钦佩。该案的鉴定选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法院质完证、选定鉴定机构后开始进入漫长的等待听证的过程。该案的办理进展非常之慢:我交完立案材料两个多月后法院才通知质证和选鉴定机构,不巧又遇到新冠疫情,2020年春天几乎所有外省的听证案件都暂停了,待全国各地的疫情都稍有缓和,不料北京的疫情又死灰复燃,今年4月份与北京法源鉴定机构沟通听证事宜,回复是只能视频或书面听证,不能举行当面听证,鉴定机构的老师通知我先把患方陈述和患者的影像学资料寄过去。为什么要单独写“寄资料”这个细节,实在是想借这个机会吐一下开福区法院司法技术室的槽:不过就是寄一个资料的事情,无非就是这个资料是影像学资料,比一般的资料要大一些,开福区法院的司法技术室把这个资料搁在办公室,愣是收了一个半月都没有寄出去!这期间我每个星期都要打一个电话催她们寄,好话说了大好几萝筐,反正就是回复“找不到这么大的箱子打包”。最后我被逼得没办法了,只能跟北京法源鉴定机构的老师求情,请她允许我以法院工作人员的寄件地址和电话自己寄过去,这才又去法院把资料拿回来,当天就去邮局寄了EMS,三天后再致电北京法源的老师就回复我说已经收到资料了。就这么芝麻大点的事情,被开福区法院司法技术室的工作人员硬生生耽搁了近两个月!无独有偶,有一次我另一起案件在雨花区法院开庭前,跟对方代理律师聊起这个事情,这位同行很是轻松的劝导我:“别生气,昨天我才刚接到开福区法院司法技术室的电话,说我当事人的那个资料终于找到了。之前她们一直说我没交,反正就是找不到,那可是唯一的证据原件啊!”这一对比,我这确实还不算什么,呵呵。
这一耽搁,待鉴定机构收齐资料就已经进入7月份了,又过了两个月才收到北京法源的听证和缴费通知。从2019年9月19日去开福区法院递交立案材料,到2020年9月22日去北京法源参加听证会,这中间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小李催过我无数次追问案件的进展,对于一个植物人患者的女儿,她的心情我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年多以来,通过与她的电话、微信,以及关注她的朋友圈,我看到了她从当时焦虑到几近崩溃到如今逐渐平和的心路历程,这其中的艰辛与苦痛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有句话说: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我想小李对这句话应该会有切身的体会。犹记得刚加小李微信不久时,看到她的朋友圈全是悲愤、不满、憋屈等各种戾气,我真是有点担心她扛不住。说实话,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女子,出事之前她肯定也是妈妈的掌上明珠,工作上、生活上稍有不顺,也会跟妈妈撒娇出气,但凡能不自己动手的活儿,估计也都指着反正有妈妈帮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转瞬之间她不仅没有了妈妈可以依靠,她的妈妈还成了完全依靠她的植物人,这种心理的落差不是一朝一夕能平衡的。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廖阿姨就已花费医疗费上百万,除去医保报销部分,小李自己垫付的医疗费和护理费也至少超过50万,她的父亲自从离婚后再也没有管过她们母女,完全指望不上,她本人自从廖阿姨出事后就辞掉工作当了全职妈妈在家带小孩,没有任何收入。当我试探性的问及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时,她没有任何犹豫就回答说:“那还能怎么办?肯定要一直治下去啊!”很显然,在她的认知里,这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情,然而她的回答却深深的打动了我。见过了现实生活中太多的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倾家荡产、割肝割肾、卖房卖血等等,为了孩子当父母的愿意付出一切,以至于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角色反过来呢?你见过多少做孩子的愿意为了父母付出一切的?依稀记得有一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里有一个人是从自己的肝脏里移植一部分救了他患肝病的母亲,他因为这个事情而感动了中国,正因为这样的事情太过稀少,才会如此吸引眼球。而我的当事人,一个如此柔弱的女子,尽管背负着超乎寻常的压力,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即便生活向她露出狰狞的獠牙,她仍然咬着牙前行。虽说跟她只有一面之缘,我记得当时我仍忍不住劝她:你已经很坚强了,如果实在不堪重负,大哭一场也是未尝不可的。我不知道她当时看到我的微信字幕时心里是什么感受,所幸我看到的是她一天比一天乐观与开朗了:她的微信里大都是她晒娃的日常,她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女儿,眼见着这个小精灵从用手抓饭到用小勺子舀饭,从满地乱爬到踉跄学步再到现在连游泳都学会了,我这个没有女儿的人每次都恨不能舔屏。我记得之前她有一次曾在微信朋友圈质疑过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她在日复一日带娃和看望妈妈的过程中已经悟到了:人生就是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抛弃不放弃,用爱坚守,再一代一代的循环下去,如此而已。
听证会召开时已到了今年的国庆前夕,小李原计划和我一起去北京的,因为孩子太小没人带,她最终没能去成,只有我一人孤身前往。那天的长沙一派凄风苦雨,刚下飞机却感受到了北京最好的季节,不仅红枫银杏随处可见,从机场去北京法源的的士上一路见到马路旁的蔷薇却也开得煞是热烈,一簇簇亭亭玉立,一丛丛娇艳欲滴,让人目不瑕接。因为疫情尚未完全结束,鉴定机构的老师将听证会定在室外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露天的听证会,天为穹地为桌,感觉颇为新鲜。医方参加听证会的除了杨主任,还有廖阿姨的主刀医生、医方医务科的代表等,不知是鉴定机构的专家见我形只影单还是见我仅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的缘故,三位鉴定专家一致称呼我为“姑娘”,左一个“姑娘,就你一个人来的吗?”,右一个“姑娘,听明白了吗?”,联想到自己的年龄,我不禁莞尔。这三位老师中有两位是临床的顶级专家,另一个是鉴定机构的资深法医,他们显然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也乐得接受这样的称谓。要特别感谢这几位老师的是:尽管在听证会前就发现他们跟医方非常熟络,但会上他们还是毫不留情面的指出了医方的过错,并且这个关键性的过错是我之前一直都未能指出的,即:廖阿姨颅内的肿瘤体积巨大,肿瘤表面血运异常丰富,乍一摘除则极容易因颅内血压的突然改变而导致出现术后脑出血的并发症,该类肿瘤的治疗应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必须先用放疗的方法减少肿瘤表面血管的血液供应,从而使肿瘤变小变硬,第二步才能摘除,而不能一步到位即行摘除。鉴定专家们的这一分析不仅让我恍然大悟,医方的代表们也听得心服口服。鉴定专家们进一步指出:不管医方的医疗资源多么紧张,让患者在ICU里出现严重褥疮都是不应该的,医方代表听了也连连点头称是。
前段时间,北京法源的鉴定专家们专程飞到长沙给廖阿姨做伤残等级等鉴定,虽然他们的收费委实有点贵,鉴定费、差旅费等加起来收了近三万元,但他们的专业和公正的确值得尊敬。鉴定机构的老师来长沙之前,我跟小李通了个电话以了解廖阿姨的现状,小李说廖阿姨一直在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每天上午要去做两个小时的康复治疗,廖阿姨现在能用手串珠子了,但还是不能叫出她的名字,说到这里时小李突然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她虽然已为人妻为人母,但对于廖阿姨而言,她到底是个孩子啊!听到廖阿姨叫她一声“孩子”一定是她梦寐以求的吧?脑海里忽然闪过那首《妈妈宝贝》的儿歌: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得更辽阔,从今往后让我牵你带你走,换你当我的宝贝……电话这头的我也湿了眼眶。
现在这个案子所有的鉴定都已做完,估计不久就会收到鉴定意见书了,接下来诉讼程序终于要进入快车道了,虽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我有信心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希望廖阿姨能尽快好起来。
后记:案例分享至此要告一段落了。已经很久没有能够静下心来写一些东西了,我一直庆幸自己能保有最初的温度与情怀,并一直以此为傲,但直至今日搁笔之时我才明白:正是我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这些人和事让我不敢懈怠,是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教会了我爱、温暖、坚守与执着,我应该感谢他们,是他样让我相信无论这世间有多少风刀霜剑,人间都值得。文章的末尾要再次感谢我的先生,如果不是他这么多年让我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我不知道我还能否一如既往保持这份从容与淡定,尽管我的律师营收在我们整个家庭收入结构中而言微不足道,但我的先生一直以他的妻子是一名律师而自豪,我的孩子也以他有一个当律师的妈妈而骄傲。我将更加努力,尽我所能做好每一个案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