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印外交误判，驻印大使免职降级

就在印度总理莫迪即将于本月14日展开访华行程之际，中国媒体纷纷刊发了一则原驻印大使在习近平访印当日被撤换，且日后被降职使用的消息。这一消息的刊发颇为耐人寻味。

作为民间人士本不应就高大上的外交事务妄加评论，但是，针对中国的对印外交政策山人（微信公众号hysrcb）还不得不破例评论一下。

就在去年习主席访印之前，山人在两篇文章中对印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在《欧陆争夺战阴云密布，印度谋逃生取悦西方》一文中，山人提出：值得警惕的是，印度总理为了与日本结成“制华联盟”，竟然不顾人类良知，利用国际外交场合，公然声称“不会忘记主张甲级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这与安倍在历史问题上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为犯下反人类罪的战犯“招魂”的行为在本质上毫无二致。尽管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现在没必要同莫迪的这种挑战人类良知的行为较真，但是如果在莫迪通过“挑战人类良知”来展示自己对挑衅中国持“无所畏惧”的态度后，习近平仍然如期访问印度并且对印度示好的话，那么这与向安倍这样的右翼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妥协也没有多大区别了。山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必要对仍处于“沟通阶段”的习近平访印重新作出安排。在另外一篇博文《习主席为何突然推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一文中山人（微信号cb7627)中提到“ 既然莫迪如此‘肆无忌惮’地猥亵中国人民的感情，恣意破坏习主席出访印度的氛围，那么，中国势必对此作出必要的反应”、”我们也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外交策略失误之处”、“在莫迪选为印度总理以后，我们缺乏一个足够的冷静观察期，以为印度选举一个被西方仇视的民族主义者上台，意味着印度外交政策的大转向，于是便匆忙派出外长作为特使出访印度，这张牌打得有点急，也有点草率了。给了印度高估自己价码的错觉，也引起了西方的强烈警觉”等观点。

无论从莫迪执政以来所展开的系列外交行动来看，还是莫迪在系列外交活动中的言行举止来看，均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容否定的结论：中国对印外交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为什么说中国的对印外交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媒体宣传过分放大了莫迪个人性格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与成分。莫迪选举胜出以后，中国各大主流媒体大肆宣扬莫迪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因此遭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抵制。于是，据此想当然地以为莫迪执政以后与西方的关系势必出现一段隔阂期。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媒体甚至中国驻印大使一厢情愿的揣测罢了。莫迪正式执政以后不但没有与西方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反而出人意料地与西方国家拉近了距离，于2014年9月先后访问了日本与美国两个西方主要国家。

基于对莫迪个人性格及某些背景的误判，也基于对莫迪的过高期盼，在莫迪就职后不久即委派外交部长以国家元首特使的身份访问印度，这在中印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一举动除了表示对印高度重视之外，同时也表达了对莫迪政府寄予某种厚望。

二、误判了莫迪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外交政策。莫迪所在政党在选举中胜出，莫迪获得出任印度下任总理资格以后，中国媒体大量挖掘报道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期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并将这种成就比喻成印度的“广东”。中国媒体还刻意挖掘出这样的素材“为争取外国投资和学习经验,莫迪还多次访问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并援引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的话形容“莫迪是‘经济好手’,这正是印度现在迫切需要的”。于是中国媒体顺着这样一条逻辑链条势必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古吉拉特邦的经济旗手出任印度总理后势必在印度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印度势必需要良好而安全的周边环境于国际环境——获得良好的周边环境势必大幅度的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印度需要获得大量的外国投资——中国是个金主，印度的发展需要中国资金的支持——印度为了获得中国的资金也势必需要大幅度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于是乎，中国的某些媒体甚至不假思索、自作多情地认为中国会成为莫迪的首访国。

这种推理看似非常合乎逻辑，而且似乎已经被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验所验证，因此，经过中国经验验证而且有非常合乎逻辑而得出的结论应该是非常科学与正确的。但是，中国媒体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上世纪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准备“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首次出访的国家既不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是当时的印度，而是远隔重洋的美国。既然当时中国准备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时，优先选择向西方靠拢，为什么中国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印度会优先向中国靠拢呢？

事实证明，准备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印度莫迪政府也是参照了当时的中国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

既然印度选出了一个准备在印度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莫迪政府，那么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就势必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基本国策服务了。回想一下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思路与外交政策，那么中国对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比较容易做出相对清晰与准确的判断的。

上世纪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之所以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其一是中国巨大市场的开放；二是在其一的基础上发生的全球产业再分工与产业转移。中国利用自身的巨大市场以及市场开放的优势促成并且抓住了那次全球产业再分工与产业转移的机会，承接了大量从欧美日等国家转移出来的中低端产业。

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经济面临上世纪八十年西方遇到的同样问题，一方面由于国际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中低端产品的产能全面过剩，另一方面支撑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能力、资源能源消耗供给保障能力严重不足，因而中国急需转移部分落后的过剩产能至其他国家与地区。此时，印度也发现了全球产业在分工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机会承接部分产能以发展本国经济。

而印度要想确保自己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取得成功，其外交政策也必然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外交政策一样，一方面要或改善、或巩固、或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外交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与弹性空间。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严峻、国际力量排列组合切换频繁，印度国内经济相对脆弱、国内宗教民族社会矛盾复杂的背景下，印度要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国际交往中势必做到左右逢源。因而，一方面尽量避免选边站队使人产生误判，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在大国之间发挥战略杠杆、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莫迪政府执政以来，一方面向各方抛出战略诱饵，成为各大国拉拢的对象，一方面又在各大国之间玩微妙的平衡术。

而中国前期之所以对印外交政策出现严重的误判，使得中国在对印外交中失重失分，主要原因在于山人此前所说的，缺乏一个冷静的观察期，牌打得有点急，也有点草率。当然，中国的误判与不冷静与中国驻印度大使的严重失职（收集掌握的信息不全与失真或者急于求成）恐怕有直接的关系。于是，驻印大使魏苇在习主席访问印度的前一天蹊跷地被免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